以近处照亮远方：从社区生活中寻找政治性抑郁的解药 | 随机波动059

illustration credit: 瑶佳（新浪微博@猫猫端汉堡）

在本期节目中，你将听到来自两个时空的声音。前二十分钟来自两天前之琪的客厅，三位主播深陷政治性抑郁，从远方的战争杀戮，到近处的赛博死亡，都令我们感到惊惧和沮丧；后半段的正片则来自七月初上海的一间地下录音室，那是我们第一次体验真正的线下社区活动，也是第一次在毫无准备、完全即兴的情况下录制节目。

这也是我们录制过的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期节目，除了我们仨，还有位于上海市长宁区仙霞社区的“闲下来合作社”社长西瓜、社区居民代表小马同学，以及“闲下来合作社”电台“闲暇时间”的主播王越洲。我们对彼此都有许多好奇：我们好奇“闲下来”这个名称的由来、如何在社区共治的过程中处理矛盾和分歧、如何吸引流动性强的年轻人参与社区建设等等；他们好奇我们如何理解闲暇、我们平时亲历的社区生活是怎样的，以及我们作为不断搬家的年轻人与各自社区之间的关系。

在这次聊天之后，我们开始思考这种线下的、基于物理的居住环境的社区生活的意义——它与令人抑郁的线上生活有什么不同？在灾难和意外发生时，它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支持（参见随机波动关于郑州暴雨的节目）？在线上社区环境急速恶化和坍缩的今天，它能构成一种有益的、有爱的公共生活的可能性吗？

基于这样的思考，我们找出了这期一个多月前录制的节目，希望其中那些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信任和善意，能够给和我们一样深陷政治性抑郁的你，带去一点点疗愈和希望。

是闲下来还是闲不下来？

西瓜：我们想把这个空间做成一个年轻人愿意来的空间，因为我印象中不太有年轻人会来社区。我们去路边拦年轻人，问他们如果社区里有一个空间，你希望它能做什么？大家脑子都很空白，没有过这种想象，说自己工作很忙，闲不下来，好像没有这个时间，也没有这种需求。后来觉得，那就叫“闲下来”吧，让大家有一个闲下来的理由，给大家提供一个做点什么的地方。同时，这个空间也是一个闲置的地下室，有一个楼梯，人要“下来”——闲下来有这两层意思。

傅适野：我研究生时做过一个北京人防工程的课题。北京的人防工程大部分会用来做出租的地下室，比较廉价，主要提供给外来务工人员和学生居住，比如望京就有很多这样的空间。我当时查了很多资料，了解在地下空间生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，可能会失去方向感，有点迷失；因为没有光照，白天和黑夜的区隔就不那么明显。

冷建国：适野讲到了空间上的转换，我昨天在这里逛了逛，也感到了一种时间上的犬牙交错。比如在小朋友和老人闲下来的时候，是闲下来合作社的一些主理人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时候。有时候我们会抽象地说，我们睡觉的时候，还有清洁工、警察、消防员在忙碌，是另一群人披星戴月为你提供生活上的便利。这个社区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微观上的时间的犬牙交错——我忙碌的时候可能是你闲暇的时候，你闲暇的时候是我忙碌的时候，人们存在着一种时间上的互动共生，彼此的忙和闲是交替发生的。

闲下来合作社

西瓜：建国说的主理人的工作忙碌，其实我也把它理解为“闲下来”，因为他们选择阶段性地闲了下来，停止了上班下班的生活，选择在一个社区的地下室里去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。我们把这群人理解为主动闲下来的人，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给自己一段时间，比如一年两年，展开一次探索。

傅适野：就像主流生活方式之外的一种alternative。大家可以选择在这里过一种不那么主流的、不那么“卷”的生活，仿佛地上和地下形成一种镜像。我之前研究北京的地下室时发现，很多人选择在地下室生活，是为了未来的一个期许，他们花七八百块钱住在这样一个空间里，可能通风不是很好，还有安全隐患，是为了未来可以在北京有立足之地，仍是为了一种很主流的生活目标在奋斗。但是闲下来合作社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形态，给人一种主流生活飞地的感觉，提供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。

接受冲突矛盾，探索平等协商

傅适野：参与这样类型的公共生活也是需要学习的，可能我们从小到大没有很多机会去学习怎样和他人民主地协商、决策一些事情。你作为合作社的负责人，会觉得这中间有很困难的部分吗？

西瓜：这是做这个项目最难的事情。空间怎么运作起来、怎么对外合作，我觉得都不是什么问题。但因为大家对这个空间都很投入，要在一个共同体里尊重大家的意见，让每个人的需求都尽量被满足，其中一定有矛盾对立的地方。

我最初开会前甚至会非常恐惧，不知道如果遇到大家意见不统一要怎么面对，说话要怎么样才能更得体，一心想要避免矛盾发生。但发生矛盾是非常必然的事情，矛盾有助于推进共同体的生态发展。有了矛盾之后，你就知道哪部分人更在意什么，他表面上可能在为这个事情说理，其实背后在意的是自己一些基本的原则。看到了这些，你就知道日后面对一些集体的事情时如何更好地考虑这些人。我现在还挺接受这种矛盾的，矛盾有就有了，可能生态会再次发生改变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

闲下来的地下空间

张之琪：我们在平时普通的工作中都会遇到矛盾，但在资本主义的原则之下，人们习惯用一些很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。比如我是你的上级，你就得听我的，或者我是甲方，我给钱了，你就得听我的。不是我们不会遇到矛盾，而是有一套大家都很认同的、可以很有效率解决矛盾的方式。当你最后亮出这个底牌的时候，对方也没有什么可以反抗的余地。

但是我们怎么在一个真正平等的关系里面，用这种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矛盾？这种经验我们确实是没有的，是需要从零开始学习，要克制住说出“我给钱了”的冲动。如果我们都学会了这样的方式，就可以反推到日常的工作当中，它可能是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。

冷建国：刚才西瓜提到的一个词特别好，“生态”。一个空间是在不断变化的，我们要接受发生冲突矛盾或是出现一些需要处理的紧急情况，要承认人和人之间不是静态的关系，或者不是永远趋近完美的关系，而承认它是一个“生态”，是可变的，是开放的。

线上与线下：我们自己的社区生活

西瓜：你们的社区生活是怎样的？我们谈论的社区有很多维度，不仅仅是你的围墙里的小区，还可能是你生活的街区、周边的菜场或小超市，以及你们自己生活的圈子。

傅适野：对于我们三个来说，我们就是一个社区。这个社区有它的生态，有不稳定的时候，也有很稳定的时候。作为一个播客节目，我们还有随机波动和听众们构成的一个线上社区。去年来上海办第一次线下活动之前，我们觉得它是一个纯粹的线上社区，通过电波把一群人聚集起来，但在那次线下之后的很多次活动上，我们发现一些听众在见面后成了好朋友，结束之后一直聊天，不愿离开。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挺鼓舞的事情，我们意识到，线上节目这种虚拟的陪伴可以让人们真正在一个具体的场域相遇。

至于我所在的社区，我最近生活的一个变化是在小区健身房办了一张卡。我会经常游泳，周末在附近走路，这是让我更加具体地感受到社区的一个渠道。比如说在游泳换衣服的时候，我会听到隔壁大妈闲聊，说要去送孩子、周末一起跳广场舞、去郊外游玩。有阿姨说自己最近睡得特别好，之前一直要吃安眠药，原因就是不再管老伴了。我们社区大爷们的生活就是晚上去河边钓鱼。在我的观察里，可能女性中年之后倾向于过一种更加横向联结的生活，比如跟同伴一起玩，纵向上也会比如带着孙子或者外孙学游泳。大爷们则普遍更加孤立，有鱼竿和手机陪伴他们，就可以过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独立的晚年生活。

张之琪：我觉得人与社区的关系受制于你居住的环境，比如我住的地方周围几乎全部是写字楼，日常见到最多的人就是望京码农。我们小区非常小，只有两栋楼，好像没有太多的附近性。

另外我想说一点，我们跟我们节目的嘉宾之间好像也构成了一个小的社区。这一点我挺开心的，是做节目之前没有想到的。真的有很多嘉宾从陌生人、从别人介绍认识的老师，变成了我们三个的朋友，会多次来上节目，不录节目的时候我们也会一起吃饭聚会。他们也很愿意帮我们，查找资料或是牵线其他嘉宾老师。之前在媒体工作，虽然可能也有一个所谓的人脉资源，但一般采访之后就不会跟采访对象有太多交集了，因为彼此之间没有真正的关系的建立。但我们做这个播客，有点像是我们自己有一个房子，邀请大家过来做客。我们现在的大部分节目都是在我家里录制的，嘉宾老师会真的到我家里来，最开始也会担心尴尬，后来觉得好像是在办一个像家庭小作坊，他们来了也有做客的感觉，把做客录下来变成一期节目，大家成为了真正的朋友，我们挺开心的。

冷建国：我所在的小区是北京几乎最早的一批商品房，也是一个形成相对较早的大型社区，一条长街贯穿东西，两侧基本都是居民区和一些比较平民的商业区，几乎没有写字楼。这也决定了我居住的区域本地人非常多，老龄化也比较严重。我在现在的小区居住了大概6年时间，之前在“理解一棵树”那期节目里也提到，因为每日遛狗的缘故，我对小区周边方圆10公里内的环境都比较熟悉，但跟小区里的人却很陌生。

对我来说，这个小区有两个固定的“锚点”：一对在院子里回收废品的夫妻，和经常为我送快递的一位顺丰小哥。我会时不时送给这位快递小哥一些我不太需要、但他或他的孩子可能喜欢的书，偶尔也会送他一些茶叶。我和收废品夫妇之间也会有一些固定的交换，我把易拉罐和纸壳送给他们，他们会帮我留一些我需要的干净报纸。我们之间有着特别稳定的关系，每一天出去回来都会互相打招呼。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，但他们有我的电话，收到干净的报纸会告诉我去取，这是城市里让我感到彼此需要、有人情味的瞬间。

我的邻居是一对北京夫妻，那位阿姨在一年春节前第一次敲了我的门。她拿着一件红色羽绒服，说觉得我的体型跟她女儿有点像，请我帮忙试一下，她女儿春节才从国外回来。那是我搬家4年之后第一次和她讲话，后来我们只要遇见就会聊上几句。

人在一个大城市里、在遥远的异乡，跟别人建立关系是非常难的。我相信她决心来敲门请我帮忙，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我很珍视这种跟陌生人之间的感情，很感谢她的信任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不固定，我会搬走，顺丰小哥或许明年就换到另一个小区，但是我们彼此认识并且在某一瞬间彼此需要，这对我是很重要的。

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聊到社区文化生活或是阅读共同体，大都是比较虚拟的community，是因品位或趣味接近而形成的社区。那种社区跟闲下来合作社所在的这个社区比起来，会显得苍白，因为我们在里面看到的都是差不多的人。而在这个社区里，我们看到了女人——有家庭主妇，也有家政工阿姨；我们看到老人——有本地老人，也有外地老人；我们看到了健全人，也看到了在闲下来合作社卖咖啡的妈妈和她残障的儿子。这才是一个真实的、多样性的社区。这一点对我的触动特别大，我在我的小区里没有见过残疾人，当然是因为无障碍设施极少、他们不方便出门，但我相信他们肯定是存在的，但我此前既没见到也没意识到。

毛毛咖啡

阶级、闲置与喂猫

张之琪：建国在社区里认识的人大多不是她的邻居，而是在社区里的服务人员，这其实挺打破我们对于社区——尤其是封闭社区——的想象的。我们之前可能会认为，业主和业主更像是一个共同体，也身处同一个阶层。但我自己的感受也是我们与社区里的服务人员往往更相熟，比如给我家送快递的顺丰小哥和楼下做美甲的姐姐，可能是我在社区里了解最多的人。 很多人会觉得服务人员是外来者，甚至是入侵者，可能构成一个不安全的因素，我跟Ta们有什么可聊的，不会成为朋友。但事实上，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你接触谁多，就会跟谁成为朋友，就会跟谁有感情，就会信任谁。这跟你们是不是同一个阶层、是不是同样买得起或租得起同一个小区的房子，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。

小马：我平时是不太会主动跟别人打招呼的，但因为这个社区有这样一种氛围，我的安全感阈值会降下来，会融入这种氛围，会选择打开自己。在你们的观察中，会觉得是社区的氛围影响了人，还是个人的因素更主要？

冷建国：我觉得环境的决定效应在先，尤其是我们现在这种居住环境，如果大家不是共乘一个电梯，你甚至见不到你的邻居，物理上的隔绝是存在的。我其实不太知道我们的社区工作是谁在做，我只知道有一个居委会，换门禁了会通知我去做人脸识别。负责收物业费和卫生费的是物业公司，发生打架斗殴来的是警察，查电动车防火的时候居委会就来敲门问问。社区工作似乎完全是出现问题之后的应对措施，我更多把居委会看作一个基层治理单位，而不是一个社区互助单位。

张之琪：有一天我和男朋友回家，看到楼下公告栏里公示了几个参选业主委员会主席的参选者简历，我们看得特别仔细，商量了半天要投票给谁。等回到家才反应过来，我们不是业主，我们没有权利参与评选，不能决定管理或者协商小区的事务的人是谁。但我们也生活在这个小区里，无论是他们的工作效率还是做出的决定，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。

冷建国：有一次换季我收拾出一些闲置的干净被子和衣服，非常希望社区能有一个闲置物品交换的空间或通道。我很愿意把一些东西送出去，但也只能发朋友圈，不能送给可能正好需要它的邻居。我们说互联网上都是朋友，身边都是陌生人，社区里也是如此。

傅适野：我家电梯前段时间贴了一个“XXX宠物交流群”的二维码，小区里的人可以扫码进群交流。我没有扫，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。我们之前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，看到这样一个信息的第一反应是有一点防备，这可能也是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租房人都有的体会——会有点迟疑，真的要参与这样一个线上社群吗？能够带给我什么？我又能够给别人带去什么？

张之琪：我之前特别想做的一个项目，是在小区里组织一个喂猫互助群。现在很多新闻说过年期间有一些猫需要照顾，或者主人无法及时赶回来，猫咪可能饿死，或者需要专门花钱找人，这个人赶很远路去你家喂猫。我就想说，为什么同一个小区的人不能做这件事情呢？这不是直觉上很成立的一件事情吗？我们可以共享一下钥匙，你不在的时候我去喂你家猫，我只需要下楼就可以喂你家猫了。

傅适野：我每年过年都需要找人喂猫，连续两年我找的都是同一个人，是朋友推荐的，但我并不认识他，甚至不知道他是干嘛的。但好像我就会觉得，通过网络这种方式找到这个人，你跟他就有一份信任，但我也不知道这信任具体是什么。这其实是非常巨大的信任，我要把密码锁的密码告诉他，他要在10天之内去我家三趟，我的所有贵重物品就在家里，这份信任我就这样给他了。

张之琪：但你信任你的邻居其实更容易，因为Ta的房子就在那，Ta跑不了。

傅适野：是的，之前在线下生活里我们好像并没有这样一个基础，或许可以让网络在社区内部生发和成长起来。所以我觉得，你这个项目还不错！

是社区需要年轻人，还是年轻人需要社区？

西瓜：刚才听了三位对自己社区生活的分享——之琪跟周边完全没有什么联系，因为生活在商业区中；适野感觉是在观察周围的人；建国有轻度参与，但好像有没有这些人对生活的影响也不是很大。这也引发了我一个思考——年轻人到底需不需要社区？是社区需要年轻人，还是年轻人更需要社区？

张之琪：这跟我们居住的条件有挺大的关系，大家都是租房子住，你的居所不是固定的，很难在一个地方住很长时间。年轻人肯定是需要社区的，但是未必能跟自己所处的社区很好地融入。比如我住的小区大部分人都是三代共居的状态，一对中年夫妻和他们的父母以及一两个孩子住在一起。我作为一个未婚未育的年轻人，好像挺难跟他们有什么直接的共同话题。但我相信他们之间肯定有一个社区，小孩一起玩的时候，父母或爷爷奶奶就会在一起聊天，我除了遛猫会让他们感到惊奇，就没有什么机会有更多的互动了。

傅适野：问年轻人需不需要社区，也是在思考我们对于社区形态有没有更好的或者更新的想象。我们现在的社区形态，大家会默认它是一个比较原子化的形态，年轻人想不到原来我们可以在社区里组织一个喂猫小组。这个事情想做并不难，只是好多人想不到。我宁愿去网上发一个朋友圈，也不愿意去敲敲邻居家的门，问“你能不能帮我一下？”。

小马：是先有了社区氛围，还是先有了这些主动的人，可能是一个鸡生蛋、蛋生鸡的问题。另外我也想说，社区形成的这些好的东西，基本都不是自上而下的，不是居委会拉个群发通知达成的，大都是业主自己去发起的，一旦有人发起这些事情，他就会带动更多的人。比如你今天发起了一个喂猫小组，可能过一两个星期之后，就会有人发起遛狗小组。这种事越来越多，就会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氛围，就可能会影响到下一批新住进来的一群人，又是一个新的开端。但问题在于，谁会是第一批人？

张之琪：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很实际的困难——如果我真的是一个业主，本身就在业主群里，我想要发起一个什么事情，相对来说会容易很多。但如果我不是业主，在这个小区里一个人都不认识，门槛就有点高，可能需要拿一个二维码到楼下去请大家扫码。租客跟业主之间的很多待遇是不平等的，但在这样一个环境下，对于社区更有热情的人或许不是业主，而是我们这样的年轻人。我们想要做一些事情，但又不具备资源。

冷建国：西瓜问社区需不需要年轻人，我认为无疑是需要的。最近两年常听我妈妈说老家那边的事情，她说得最多的就是路上见不到年轻人和小孩了，东北人口流失比较严重，很多年轻人出去上学打工就不再回去了。就像我们在之前养老院那一期节目里谈到的，如果一个社区的构成只有单一的老年人群体，这个社区是很难存继的，它的整个气氛和活力都会比较弱。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区跟一个健康的社会一样，一定是丰富多元的，有小朋友，有年轻人，也有老年人。每个群体的功能不一样，活力不一样，彼此可以互相补充和促进。

另外，大家刚才提到这种喂猫遛狗互助组织，我觉得放在人的身上也是一样的。如果社区愿意为流动的年轻人提供更多帮助，我想年轻人也会愿意为社区做更多事情，贡献自己的服务。社区需要年轻人的另外一点，就是我们可以提供其他年龄段的人可能需要的帮助。假设我的楼下住着一位独居的老人，需要我每天去敲敲门看看他有没有摔倒、状态是不是健康，那也是我愿意做的。

闲下来的社区活动

西瓜：建国讲的这种多元社区，也是我们非常想在每个社区尝试建立的结构。讲到流动性，我们之前在社区做关于年轻人的调研，很多人以自己是租客为理由回绝了访谈，天然认为我没有什么权利或义务参与到社区的建设当中。但其实租客的比例非常大，对于居委会来讲，他们也确实往往忽略掉租客的信息，社区的本地居民也认为这群人是流动性非常高的。那么为什么流动性这么高呢，是不是因为租客本身在社区很难建立联系，他离开的时候就是独自搬走而已，但如果我们像快递员、保安一样和他建立非常稳定联系呢？这些因素是否能增加租客在社区的稳定性和参与度呢？

在做现在这项工作之前，我给地产公司做过咨询，调研过很多开发商做的社区。我问他们为什么在这个社区买房，需要什么样的社区服务之类的问题，开发商会特别强调归属感，他们对于归属感的理解更多是“我要给业主提供什么样的服务”——往往是那种尊贵的服务，比如业主进门时保安要敬礼、人进门后灯会自然亮等等，他们把这些理解为归属感。这些归属感的本质是，我交物业费，去购买某个人群为我服务。但我想，真正的归属感应该还是人跟人之间去建立联系，只有跟人建立联系——哪怕是喂猫的人或者送快递的人——你的归属感才会增加。

冷建国：我想到之前做父亲节那期节目，我跟适野去昌平见到了木兰花开社区的负责人丽霞姐。我也很好奇，他们在这里这么多年，工人们来回流动，可能今年在北京，明年换到另一个城市，这个社区要如何维系？或者它是不是一个local的实体社区，只在北京昌平有这样一个木兰呢？

丽霞姐说，他们也换过地方，很多人现在不住在昌平，但会从北京其他地方来参加木兰社区的活动，甚至一些女工回到老家或者去另一个地方打工，也会希望复制木兰花开社区的一些活动，在她们居住的地方建立新的社区。所以我会觉得，一个健康的理想的社区形态会影响到一个人，影响到你怎样认识你身边的空间、认识你身边的人。而它一旦发挥了这个影响，一旦它成功地吸引了你，让你感到真正的归属感和价值感，你其实会把这个社区“背”在身上，换一个地方也可以寻找或“孵化”新的社区。

比如你生活在上海，可以实地参加闲下来合作社的一些活动，当你去到其他城市，可能会想我可不可以再办一个闲下来，可不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认识我身边更多的人。这就是社区民主生活向外扩张的教育功能，用社区去影响更多的人。

傅适野：现在很多小区有“专属管家”提供一对一服务，提醒你水电欠费、帮忙开门等等，包括西瓜提到的地产商，都是在建立一种很局部的联系。而像建国说的这种其实关系到你作为一个人的全部，你要用自己的全部去跟另外的人或者另外一个群体互动。这样的关系对人会有一种transformative的作用，你会在这个过程中既重新认识自己，也重新认识你身边的人，对人的影响是比较深远和持久的。

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到，我们要做一个更加全面的、更加完整的、更加具体的人，在社区生活中和别人相遇。我们刚才聊到民主协商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，只有经历很多的困难和挫折，我们才会慢慢认识自己，这不会是一个很平滑的体验，但所有的这些联系和摩擦都是重要的。